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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两个月的疫情中，一则视频曾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夜幕降临，被封控小区的居民推开窗，从点亮的窗子里向外嘶吼、呐喊。声浪此起彼伏，在垂直林立的楼宇间传递反射。

叫喊声所承载的意义或是愤怒，或是孤独、烦闷乃至单纯的宣泄。而这一幕，也成为疫情下大众情绪的缩影。

传染病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社会心理危机。

据WHO统计，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就大幅增加了25%。

《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仅在2020年，全球重度抑郁症的病例就增加了5300万，其中超过3500万是女性。

最大的受害者是儿童与年轻人。对于庞大的青少年群体而言，被疫情笼罩的两年，占据了他们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他们被要求待在家中，缺乏社交活动和户外运动的童年和青春期，在这些年轻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场持续了2年多还将继续持续下去的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已从四面八方包裹住人们的生活，造成长远而隐匿的心理创伤。

不仅如此，在所有的人都焦虑时，有些人则会更焦虑。如果将国人的心理承压能力视作一条正态分布的曲线，那么本就处于左端的脆弱群体，在疫情的冲击下更是摇摇欲坠：

这其中，包括那些濒临崩溃却难以言说的底层劳动者、职业耗竭与应激障碍下的医务工作者、自伤与自杀率不断攀升的青少年、以及那些本就受精神类疾病困扰的患者……

处于崩溃边缘的人们
4月8日，小区被封控的第10天，外面下着小雨，出租屋里没舍得开灯，昏暗的餐桌一角，一直赋闲在家的李想两眼放光地开始向家人夸海口，说自己银行卡里有好几百万，要回江西老家结婚办酒席，买房买车买钻戒……

“他肯定是又出现幻觉了”，李想的妈妈被吓坏了，经常和李想聊天的朋友们也感到了这种害怕，李想肯定有些不对劲。

去年国庆节，从江西老家出发，单亲妈妈李敏搬家到了上海松江区的这个出租屋里，与打工多年的儿子李想同住。后来，李想的弟弟也过来跟妈妈哥哥汇合，他准备也在上海找个工作，指望着兄弟俩互相帮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

李想个子很高，身材消瘦，是一个车队里的货车司机，负责往附近镇子上的公司运输重物。工作中，除了开车，他还得帮忙搬运那些沉重的货物，起早贪黑的体力劳动令他疲惫不堪，每次深夜下班回家后，他草草吃过母亲准备的晚饭便上床睡觉。

但日子是有盼头的。这个年近30岁的单身汉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每月有8千~1万元的收入进账，能养活妈妈和弟弟。

然而，疫情改变了这一切。封控突如其来，没有通行证，车都不能上路，这也就切断了李想的收入来源。手里有几万元的积蓄，但要交房租，要买一家三口的粮食，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这个三口之家支撑不了多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李想，压力越来越大。

症状从一次争吵开始浮现。因为突然想买一部新手机，李想和李敏拌嘴，随后嚎啕大哭。李想觉得自己为家里付出太多，应该得到犒劳，但却被李敏阻拦。李敏认为，等解封了再买也不迟，儿子也许只是觉得受了委屈，便安慰几句作罢。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争吵之后，李想的状况急转直下，他开始不停地念叨着自己要翻墙出去办事，怎么都拦不住，李敏开始隐隐担心了，她委托居委会请医生来看病。结果，李想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