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湖之间遇见最初的美好(山湖之间遇到最初的美好)

这篇文章原本的标题叫《雪峰》。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字，全因为这所学校坐落在雪峰山下。

中国地图上是有这么一座山的，由此而观之，这山还是小有名气的。

他在这所学校辛苦耕耘了十几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没有考虑太多就来了，而且一来就那么多年。

曾经他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创作者，读书期间写了很多散文和小说，甚是辉煌。然而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所谓“好汉不提当年勇”。他很是有风度，在这方面他应该是一个好汉，虽然，他的长相未免有点文弱——不，应该也不能说“弱”，因为已经微微发福。

我是他的学生，能够得到这么一点点来自他过去的消息也很不容易。我得承认，我对他的过去很感兴趣。

认识他，在做他的学生之前。一切缘于“雪峰”。

“雪峰”是他主编的杂志的名字。其实这杂志很一般，是学校的文学刊物，编者实际上就他一个，倒是顾问、社长之类的名字有一串，而且都在他的名字之前。而所有的工作，包括选稿、审稿、改稿、编辑、校验、打印、发行都是他一人承担。

我哥哥以前也在这个学校念过书，因而就买了那么一些他的杂志，我也看了。

当我进了这所学校，而且成了他的学生时，竟有些不屑了，几乎不买他的杂志，倒是偶尔在那里帮帮忙，他实在忙不过来。

我是他极为“宠爱”的学生，这是班上的同学有目共睹的，也是常使我惴惴不安却又洋洋得意的。全因为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当然是对比班上的大部分只论“理”不讲“文”的人而言。当然，单凭这一点，还不够，乖孩子也不止我一人，除此而外，就得益于我的那些发育不全的文学细胞了。

我的作文经常在班上朗读，几乎是每次。在我今天看来，那应该是值得我晚上睡觉前细细品味的幸福时刻，可惜我当时并没有珍惜。人总会犯一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过错。我想我现在或许也正在犯这样的过错。

他写的文章真的很美，这是我们很难看到的。因为曾经耳闻他能写一手好文章，我们经常向他提意见，要他写几篇亲笔文章来拜读拜读，他采取的应答方式很简单：不予理睬。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只是保持着师生之间的辨证关系。他爱他的学生，这是一群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也烦，他的学生总是故意捣乱，对他的存在不置可否；我们仰慕他的学识的同时也厌烦他对时世无止无休的絮絮叨叨。长年累月，这种关系越来越僵。

如果说有过一次波动，或是转折，那也是发生在某天晚上的一次很意外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们在上晚自习时，突然听到重物从楼上倾泻而下的声音，几个人探头望下看，却看不清，只见黑漆漆的一堆笼罩在夜色之下。接着又是一阵剧响……我们没有很在意，学校正在搞建设，这种声音实在是司空见惯了。

下了课准备回寝室睡觉，还是有人想看个究竟，就走进草坪里，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书。他们很快发现这些书是国语老师的，于是男生们就不辞劳苦地把这些书搬至教室，在讲台的周围堆积如山。

第二天的早自习是最最平静的。我们几乎是人手一册地翻看那些书，在目录里找到老师写的文章，然后细细咀嚼。他也来到了教室，像以往一样“陪读”。看到那么多他的书，似乎没有很吃惊的表情，我们甚至很难揣测他内心的想法。只是以我们孩子的目光去主观地认为他应该有点难过，甚至我们看他时，倾注了太多的同情。他没有阻止我们看他的书，我们也小心翼翼地看着。

这是一份很难得的平静，这似乎是师生之间有史以来最协调的一次，也似乎蕴含了理解和宽容。下课铃响时，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地说：“谢谢同学们把我的这些被抛弃了的东西捡起来。”然后他准备把书搬走，就有几个人默不作声地帮忙。

后来我们从小道消息得知，他的那间文学社的工作室被什么人强行占用，招呼都不曾打一个，还很野蛮地把他的东西从楼上扔下。我们很想讨个公道，却无能为力，倒是有几个英雄好汉撞倒了我们的教室与校长办公室之间的铁门，被迫进行了几天几夜隔离式的审讯。

这件事究竟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他没有再提起，照旧用他的方式上课，只是终究有点无精打采，不能用藤野先生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课了；而他的学生也史无前例隐藏了抵抗的情绪，认真的程度决不亚于听班主任(数学老师)的课。

私底下，我们议论他的文章。“绝对想不到那么美的句子出自他的手。”“小说的情节也是曲折迂回。”“他现在还写吗？为什么不写了呢？”有太多的疑问，没有人给我们答案。

当然，那天我们还一不小心看见了他刚毕业时的照片，当真是意气风发、潇洒倜傥。这又使得我们很不理解，10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人“磨”成这样？

和平的日子是有限的，不久之后他依然故我，我们也恢复了猖狂。不同的是，他的唠叨的事情又增加了一件：不久之后，我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

我们的理解是他是郁郁不得志的，毕竟这是一个明显“重理轻文”的学校，而他也有点文人的清高与愤世，另谋所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都不怎么理会，因为他每天都唠叨。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口中得到事情的进展，诸如妻子调不过去，女儿上学不方便。

在之前我和他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认为那是我的错，至今仍让我惴惴不安，因为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原谅了我。

某一天早上早自习过后，教师里只剩下几个没有去吃饭的人时，他问我：“你的那篇《打赌》是自己的创作还是参考了别的文章。”我一怔，随后是慌乱。

我在上初中时，为了应付没有命题的作文，完全地抄袭了《雪峰》上一篇文章的思路，只是把文字改了，俨然是一己之有了，然而后果是我未曾预料的，语文老师看中了它，还往校文学社推荐，于是一篇剽窃的文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铅字。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甚至还有点洋洋得意，尽情享受那种来自于别人羡慕和嫉妒的眼神所带来的喜悦。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事情会在几年以后穿帮，要知道那毕竟的的确确是我唯一的一次剽窃。

他一定在注意我的表情，我想我当时肯定是通红了脸，再怎么用迟缓了一分钟的“没有，没有”来掩饰也是枉然。我隐瞒了事实，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自己都不能十分确定，我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地否定了一切。

他默默地走开了，我看出了他的怀疑或者也有失望。我意识到我做错了，并且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什么。

接下来，我是在无以复加的不安中度过的，我的良心和善良诚实的本性强烈地谴责着我，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脑子里只有自己吞吞吐吐的“没有没有”和他离开时的表情。我什么也做不了，慌慌张张的样子简直有点不可理喻，即使在玩或者是与要好的朋友交谈时我也精神恍惚。尤其是上语文课时，我更是不敢正视他的眼睛，还很害怕他把眼神投向我这边。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解救自己。于是写了一封信，试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道明白，还一再地道歉，请求原谅。我让我的好友在上语文课时把信递交上去，当时他已经停下了讲课，因此很若无其事地打开了它，然而我就一点都轻松不了，就像是等待判刑的罪犯，我的心砰砰地跳。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我无法从他的神情中揣测，更没有收到他的只言片语。

师生之间的关系原本就这么脆弱吗？我们有了隔膜。我以后都觉得不能理直气壮地看他的眼神，尽管我可以感觉到他并没有介意。他只是继续做一贯的他，该读的范文照样读，该进行的演讲照样进行，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问题是我，我已经失去了那份坦然。而且我也得承认，我也跟着班上的大多数人一起，开始抗拒和反感他。

他在我们班上似乎没有朋友，厌恶是大势所趋。不知道是他的唠叨变本加厉了，还是学生的反抗变本加厉了，总之就是一种紧张。

虽然是一个语文老师，也有着博古通今的学问，却做了一回失败的人——他得不到认可。试问：如果连班上的学生都征服不了，又如何能得到学校的赏识呢？每一次做教学调查，同学都照搬平时的情绪，没几个替他讲好话。很少有人把他看在眼里，包括学校的领导。

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推断他很疼爱他的妻子和女儿。而且可以说是有证据的。夏天的黄昏，我们就亲眼看到他赤着上身，挎着一个大大的救生圈，单车的后座上坐着他幸福的妻子，一路上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兜起一阵凉爽的风，我们还来不及看他们脸上的笑容。可怜的是那些无缘目睹的一定要问个究竟。其实呢，当时夜幕快要降临而他的车子又跑得飞快，加上他一改平时的斯文形象，能够辨别出“肇事者”是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女儿有过一次很糟糕的麻疹的经历，有人看到他抱着被层层包裹了的女儿，脸上只有怜惜和慈祥。他女儿的小小脸蛋从棉布里露出来，楚楚可怜。见到这种场景我们着实感动了。直觉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没有太多纷争的家庭，于是又颇有点另眼相看了。他毕竟不失于浪漫和温情，而不是一个“小男人”。

事情总不遂人愿，直到我们毕业，他还是没有调走，甚至到我们的下一届的下一届，复读的同学告诉我，他还在，还继续着一贯的他，只是肚子日渐隆起，一天天发福了。

离开那个学校后我就只进去过几次，而且都是为升学档案之类的事，就再也没有跟老师们联系过，除了班主任因为每年一次的聚会总要见面的，其他的本来就不多的几个老师竟然都没有再见到过了。

我想到要在教师节的时候寄卡片，却终究没有做。本来都想好了要在卡片上写些什么字，本来都已经在想象他收到卡片时的笑靥，却还是放弃了，我只是有点谴责自己的忘恩负义。

几年的求学生涯过得飞快，除了第一年还有空回忆往事，其他的时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匆匆而过。他的影子似乎都已经有些模糊，只是脑子里有些事还在若隐若现：初次见面他就要同学解释“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把一教室的人问得哑口无言。黄昏时与妻子幸福的游泳，清晨面对被抛弃的一堆的书面无表情，毕业晚会上趁着酒兴搭着男生的肩膀质问他们高中阶段有没有爱恋，还说他和妻子是高中同学，当时竟没有交谈过……

几个老同学在一起聊天时，提起当年的陈年往事，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话里行间我们都已经逐渐地理解了他的唠叨，毕竟已经到了能够思考的年龄，或多或少地还带着一丝的歉疚。不知道如今的他是否在某些事情上遂了心愿，而他又是否原谅了那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