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式的自由(心理契约是个体还是组织)

卢梭认为，单从强力和由此产生的后果来说，当人民因为强力而被迫服从了，这没什么错，但当人民为能够摆脱身上的枷锁，时而进行反抗时，也是正确的。

因为，人天生就是自由的，当其他人不论根据什么来剥夺他的自由的时候，他也可以依照同样的理由，来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自由，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卢梭认为，没有天生的奴隶，奴隶是因强力而产生的。每个人是生而自由的，其首要的法则是关心自己，保证自己的生存。

只有在奴隶制度下出生的人，才是奴隶，而奴隶制度本身的产生，则是因为强力的所在。权利的产生不是因为强力，人们只服从合法的权威。

因为“向强力屈服，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意志行为，顶多只能是一种明智的行为。”靠强力取得的权利必然不会长远，因为随着原因改变，权利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就像一种强力战胜了另一种强力后，前一种强力的权利就会被获胜者接受。所以，人们对强力的服从并不是出于义务，强力本身并不能产生权利。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都不是说天生就具有权威，而任何强力都不能产生权利。

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只有用约定，来做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了”这是卢梭选择以社会契约，作为成立政治共同体的原因所在。

在签订契约之前，卢梭对人类的境地有过一种设想就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遇到危机，如果不将其解决，人类便不能继续存在。而这种危机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单靠个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于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人们便改变了生存方式，联合起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种族的延续。

在联合起来之后，便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力量以及所享有的天然的自由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联合起来后所形成的共同体，将如何保护每个人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利益呢？

卢梭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来组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所对共同体的服从即是对自己的服从，不仅受到了保护，还同以前一样是自由的。

那如何去做呢？卢梭认为只要人们在订立契约时，所有人都将自己所享有的全部自然权利交给所有人，这样一来，因为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了所有人，而不是交给某个个人，每个人从他人那里得到权利，与自己所转让的权利是一样多的同时，还获得了共同体对其权利加以保护的权利。

即“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失去的东西的等价物，并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其所有物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卢梭社会契约形成的步骤是：首先，需要每个个体将自己的所有权利交给共同体，这样每个人便都一无所有，相对于共同体来说便都是平等的；其次，正因为每个人将其全部的权利交给了共同体，共同体便是完美的，可以满足每个个体的要求。

最后也正是因为每个人是将自己的所有权利交给了共同体，而不是哪一个个人，每个人便可以从共同体那里，得到与自己之前同等的所有权利的同时，获得共同体的保护。所以，每个人其实并没有丧失任何权利，反倒是获得了保护自己权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可靠力量。

政治共同体正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而建立起来，每个人都是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对于共同体来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契约的签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这个政治共同体本身是合法的有效的。

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中这个共同体有不同的称谓，在以前，可以称之为城邦；现在则可以叫做共和国或者政治体；在它是处于被动的状态时，可称之为国家；反之，则可称之为主权者；当将它与其它的结合体相比较时，则可称之为政权。

“至于结合者，总起来就称为人民；作为主权的参加者，则每个人都称为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则称为臣民。”

在此，可以看出，卢梭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起来的这一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有着不同的称谓的。这一点给后来卢梭政治思想的研究者，造成了许多困扰，产生了许多争论，在此可看出，卢梭的思想是有着含糊性的。

学者萧高彦，就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完全脱离了传统的观点，而同时具有两元性格。”一方面，社会契约是构成政治共同体的结社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同一个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缔约。

朱学勤则认为“共和国、共同体、政治体、主权者、国家、人民、公民、臣民八个政治基本概念，皆受道德磁化处理，转换为道德语言来讨论，成为语言转换的一份高密度标本”。

就是说这样会导致人们在讨论卢梭的政治理论时，往往会产生逻辑的断裂，因为卢梭的政治理论在表面上看是一种道德的呈现，但里面却可以导致道德用语的没有边界的讨论。虽然有着这样的争论，但这并不能否定卢梭以社会契约为途径，来重建社会秩序，从而使得国家的成立获得了合法性基础的观点。